


<截瘫人>之44.曾经辉煌( 一)
……公元一九六三年七月,我从武汉测绘学院(后并入武汉大学)毕业,就读的专业是天文大地测量。天文大地测量系是武汉测绘学院的王牌专业,也是测绘战线的顶尖技术。大地测量的成果将直接用于卫星定位、航天航海技术和制导技术,更能为地球形状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基础数据。所以说大地测量是属于科学的基础理论,而航空摄影测量,工程测量,制图乃至于后来的遥感技术运用等等,则应属于应用技术的范畴。
同年我们大地系和航测系的各十名应届毕业生,一起被分配到那个时侯的国家测绘局下属第四地形测量队,从事航测外业工作。当时国家局是基于想改变野外作业队的单一工种状况,把专业的大地队、航测队朝着综合作业队的方向过渡的思想,向大地测量外业队分配航测系的毕业生;同时又向航测外业队分配大地测量系的毕业生。和所有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一样,我们是满怀着火热的青春热情,投身到社会所安排的、说来也应该是属于自己的事业中去的。
虽然我自幼就向往着能走朝着文艺方面发展的道路,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,还都是能接受社会的安排的现实的,也都有既来之,则安之;踏上了一条路,就要走到底的那种精神。至于所谓理想嘛,往往不能切合实际,那就权当是一种追求、一种兴趣爱好、一种情操、一种熏陶罢了。在献身测绘事业的同时,我不是仍然继续着我文艺的梦想和追求吗?两者并不矛盾,甚至于我觉得还有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功能。毕竟事业和爱好,都是在构筑自己的潜在价值、陶冶自己的情操。
在高三年级,我担任过我们重庆二中的校合唱团团长。当时我们二中的合唱团在市里的群众文艺会演中,可是出了名的。我们的大合唱(准确地说应该算是清唱剧)“我门的山歌唱不完”,拿过市里的“优秀表演奖”。那不就是我的曾经“辉煌”吗。大学时代,我们参加建筑“汉丹铁路”的义务劳动,在经历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后,回到学校我谱写了大合唱“汉丹线之歌”。当我指挥着同学们,气势辉煌地演唱时,那不也是我的曾经“辉煌”吗。
大学毕业时,在全学院几十个毕业纪念章的设计方案中,我的设计脱颖而出,那一届毕业的同学们,是每个人都配带着我设计的毕业纪念章,离开学院的。那也是我的曾经“辉煌”。参加工作后,当我指挥着国家测绘局第四地形测量队二百号人的男声大合唱,驰骋在市职工文艺会演的舞台上时,那也是我的曾经“辉煌”。这些都是与我事业相伴的,我的爱好的曾经“辉煌”。
毕业分配到了国家测绘总局第四地形测量队,我们学大地测量的同学,面对着所要从事的航测外业工作,要有一个“转行学习”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是由测量队的“老”技术人员(人还年轻,但工龄较长),帮助我们完成的;时间为期三个月(当十月份测量队野外作业收测回到队部,我们被分配到各个中队后,在大队的冬训期间,也还有一个向“老”技术人员学习的机会)。这年冬天,我接触到了、我熟悉了我未来的事业;我了解了、我溶入了我将相处的集体。那个时候我真有一股子“初出茅庐”、“初生牛犊”的气概。
第二年出测,作业地区是在广西玉林一带,我是以一名见习员的身份参加作业的。凭着我对测绘事业的热爱、对工作的认真精细,我连续做出的三幅调绘成果,都被评为“优”级品。在当时,一个作业小组,一年作四五幅图、五六幅图,能拿到一幅调绘成果“优”级品,就算是不错的了。还没有过一个作业员(还是在见习期),一年作业能连续拿三幅“优”级品的,真还有点“史无前例”。那是我投身我的测绘事业后,我的事业的曾经“辉煌”。
那个年代时兴学习毛泽东的著作,我正好应上了“放下包袱、解放思想”那一篇文章。说是一个出身“低微”的人,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绩,应该是“放下包袱、解放思想”那篇文章学好了的。这种印象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。
一九六五年的野外作业,还是在广西进行,从那年开始,我就担任作业小组的组长了。当时的作业小组一般是由四个人组成:两名技术人员、两名技术工人。一次,工人老杨和老赵做了野外观测回来,检查完记录手簿后,老杨告诉我,说是有一个数据在野外没有记录,而是回来以后老赵在家里私自添上的。这个问题可有点严重了,当时对测绘成果的伪造,是要上升到军事行动时会贻误战机的高度来看待的。怎么办?我这个人是特不习惯于做严肃的思想工作的,我只好在小组的“民主生活”会上,和大家一起学习毛泽东老人家的“放下包袱、开动机器”那篇文章。说的是:对任何事物的认识,只要陷入盲目性,而缺乏自觉性,那它就会成为人的包袱……、我们要放下包袱、轻装前进等等。
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果:老赵主动承认了错误,并和老杨一起到野外重新进行了一次观测、记录。在那个年代,这事无疑又成了宣传的亮点,被推上了“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、学用结合、急用先学、立竿见影”的高度。这也是我在事业上、在思想上的曾经“辉煌”。
在学习心得报告会上,一位副局长最后总结的一句话是:“包袱真的放下了吗?我看还不一定……”。这句话既像是模棱两可,可又的确是确切真实。它和那句口号“有成份论、不唯成份论、重在政治表现”一样,制约着我的一切。在一般人看来,我做的那些事算不得什么“辉煌”,可我自己很清楚,那是我尽了全力真心去做了的、也只能是做到那样如此了。所以我认为那还是我的曾经“辉煌”。
不过也留有后遗症。在动乱年代的初期,就有人想拿老赵的事做文章,说什么是对工人阶级的报复。好在还有当事人老杨(他当时是中队革命领导小组的付组长)在主持公道,否则又将是另外一种结果了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