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截瘫人>之45.曾经辉煌(二)
……在后来的那些岁月里，我们转战贵州、云南、最后作业到了川西高原。我们爬山涉水、风餐露宿、承受艰辛、但是也乐在其中。我们带着行李，穿行在崇山峻岭、森林荒野，我们戏称这种作业方式为“打游击”。就像战争年代的游击战一样，其艰辛程度就可想而知了，好在我们的后勤工作还是有保障的；地方政府也很支持，老百姓虽然很穷，但还是很热情地、尽力地帮助着我们。
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走出大学校门，正值青春年华，风华正茂，我们一心所想的，是工作、是测绘事业；是一门心思想报效祖国。所以，虽然生活苦了一点、工作累了一点，还是无怨无悔的。我们可以算得上是朴实的一代、勤奋的一代、艰辛的一代了。尽管后来我们在高原上有过与狼群擦肩而过的历险；也有过与“土匪”的遭遇；甚至于还经历过冒着生命危险，骑马只身闯山谷中布满乱石的激流的险境。可我们觉得那就是我们的生活，一种正常的生活，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。但是虽说当时那是一种很平凡、很不起眼的生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仍然应该也是一种“辉煌”；因为我们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了的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被卷进了那场所谓“史无前例”动荡岁月。国家测绘局下马了，其下属的各个野外作业队都被解散了。所有的技术人员和测绘工人，都分配到与测绘有关单位（包括还有回乡务农的工人）。剩下的少数知识分子，则是因为出身“低微”，没有单位接收而无奈留下来的；直到一九七五年国家测绘局重新恢复，重建野外作业队，我们整整做了八年的“逍遥派”。
认真说来，在这八年时间里，我也不能算是彻底地“逍遥”；我不是还学了裁缝吗。虽说是那也是“不得已而为之”的，但总算是学了一门“手艺”，还给那么多的人做了衣裳，可以说是没有虚度年华；也是“给世界增添了一点色彩”的。
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得靠人类自己去探索、去实践、去失败、去认识、去创新、去总结、去进步。这个历程从远古开始，延续千万年，是很残酷的。不管是对于大自然的斗争也好，还是对于社会的动荡也好，都是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的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。千秋功过自有历史学家去评说，作为处于不同时代的每一个人，则应顺应时代的潮流，审时度势、顺其自然。这同样是一种“认命”的问题，但“不服”应该是表现在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，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上；而不是消沉、怨恨、甚至于仇视。道路虽然曲折，但人类社会始终是要进步的，前途总是光明的。经历了动荡，我们应当更加成熟。
挨过了那算起来有点长，但回头一看也不算太长的八年，我们等来了国家测绘局的恢复和野外作业队的重建；挂牌是“四川省测绘局第二测绘大队”。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振奋的：一来是我的事业又回来了，二来是蛰伏了那么多年，我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，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报效社会、报效国家了。
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事实是：技术人员严重流失，所剩无几；技术工人完全没有。面对新来的五十多名复转军人、一百多名招收的知识青年，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迅速形成生产能力，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。
按照“迅速形成生产能力”的方针，我们编写教材、课堂教学、带领实习。我们呕心沥血，恨不得把我们所有的技术，都传授给年青人，让他们尽快地接班，重新撑起测绘大旗。理论学习过了、实习作业过了，还是为了“迅速形成生产能力”，我们又采用了“边生产、边实习，结合生产进行学习”的办法。一个老技术人员带领一个学员小组，结合生产边做边学。一次，我带领着一个学员小组，背着仪器扛着脚架，带着生活用具，在作业地区转了三天，为的是让年青人体会一下“打游击”的作业生活。回到驻地，受到了大队领导的热情欢迎，并被誉为是“发扬光荣传统，言传身教”的楷模。
就这样，我们的辛勤投入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大队的生产能力迅速地形成，我们培养出了一批新一代的测绘事业的接班人。多年以后，当四川省测绘局第二测绘大队升级为重庆测绘院时，院级和处级的领导骨干，就是他们中间的皎皎者。按照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从事测绘工作的资深前辈的话说：周文超对于川测二队来说，是有功之臣。这又是我的曾经“辉煌”。
公元一九七九年，我被测绘局首批授予工程师头衔，就是对我曾经“辉煌”的肯定。那一批同时被授予工程师头衔的一共有四人：一位是分管生产、技术的付大队长，一位是由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来的老测绘技术人员，一位是技术检查科科长，第四位就是我。我在一九八三年受伤以后，又经历了八年艰辛的截瘫人生，在一九九一年通过考核，取得了高级工程师证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