盖茨基金会在中国
为何能在中国注册
在中国的登记注册问题一直是境外基金会的“痛”。有很多的境外基金会尽管在中国开展项目已经多年，但始终未能正式登记注册。
但是，截止目前，已有少数境外基金会在中国成功获得合法身份，其中包括盖茨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。盖茨基金会是第一个在中国正式登记注册的组织。
盖茨基金会为什么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正式登记注册的境外基金会？
按照叶雷的解释，盖茨基金会能第一个获批，是因为盖茨基金会比较早的向中国**递交申请，但是因为当时中国**不批准任何一家境外基金会，所以盖茨基金会没能立刻登记注册。盖茨曾经在拜访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时，表示过希望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意愿。
当国家民政部开始批准境外机构在华代表处时，盖茨基金会便跻身第一批之列。
“当然，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卫生部也在帮我们推动这一事情。”叶雷说。
如何选择合作伙伴
境外的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合作伙伴，以及采用何种合作模式开展工作。
为了更有效地使用资金，盖茨夫妇一年至少用一段时间，用双眼去看，用双耳去听，用手心的温度去感觉这世界上最艰苦的人们是如何与生命搏斗，而不是坐在办公室中，看着纪录片，读着报表，然后草草拨款。
“这些旅程,令我感动不已,让我深感我必须为这些沉默的人们发声。”梅琳达说。1996年因为怀了第一胎，梅琳达即退出微软经营，现在是基金会的主力。
盖茨夫妇深信，他们正活在历史的转折点：医学的突破性进展能拯救成千上万的性命。而他们也了解：自己并不是解决所有困难的万灵丹，而只是个媒介——催化科学研究解救众生的媒介、触发有能力者共同投入慈善事业的媒介。
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模式是，基金会提供资金和技术，由本土的组织负责执行，基金会并不亲自做项目。这就要求盖茨基金会必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。
“我们没有把项目的门槛设地很高，反而故意设地很低。”叶雷说。
“这就像我要盖房子需要砖。谁有砖我就向谁买，如果A有5万块砖，我就给他5万块砖的钱，B有3万块砖我就给他3万块砖的钱。”
在叶雷看来，目前非营利机构通行的做法更像是计划经济的做法，“如果需要10万块砖，就只去找到2家机构，由他们负责生产。而一旦这2家机构不能交出产品，项目失败了。”
盖茨基金会有几个大的合作伙伴，他们也不是一手包办，我们鼓励他们将项目进一步分包出去，交由更多的机构完成。叶雷说。
“很少有非营利机构这么做。我们能这么做，就是因为盖茨是一个企业家，他能用市场原则来解决非营利组织面对的一些问题。”
中国**的“小伙伴”
盖茨曾说，中国是个有趣的国家，它一方面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，另一方面它也援助其他更贫穷国家。
在盖茨眼中的中国这个有趣的国度里开展工作，盖茨基金会的定位必然要不同于其他的任何国家。
盖茨基金会在中国选择和卫生部以及卫生部的下属机构合作，对此，叶雷直言不讳的说，“我们就是故意去靠着中国**走。” 叶雷说，盖茨基金会进入中国后，就分析需求在哪里，中国**的兴趣点在哪里，如果盖茨基金会离开后，谁会买这个单。在印度，印度**当时对艾滋病领域的问题不太感兴趣，盖茨基金会直接包了相当于中国2个省的大面积来自己做。“全部的事情都由盖茨基金会来做”。而在中国情况不一样，中国**对艾滋病的防治很感兴趣，所以必须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。“在中国，艾滋病、结核病控制不可能完全依靠慈善组织，需要依靠**的卫生系统，所以，我们加入中国**做这个工作，变成**的一个小伙伴，这是我们的策略。”
叶雷说，现在**部门的这些人，不但是盖茨项目的负责人，也是相关**机构部门的负责人。他们增长的经验，就可以运用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中，对于中国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有实际意义。“与**机构合作，我们只是一个小伙伴，认识到这一点，才能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。确定了这个总策略，才能确定项目策略。”
“教人打鱼，需要很大精力，需要很多天，人家可能还没耐心学，买鱼反而是个很简单的事。”但盖茨基金会的投入重点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些持续性的机制，“原则讲，给钱帮人都是慈善工作。但有不同模式，我们的模式就是造血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”叶雷说。
目前只是“代表处”
前不久，盖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将在中国开展禁烟项目。基金会运营副总监耿明告诉记者，“目前的禁烟项目还只是个计划。”
“在中国开展哪些项目都是盖茨的想法，完全是他的想法。”叶雷坦言，现在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其他项目，都是总部的意思，我们只是帮助总部做，去执行。”
现在北京代表处的工作方式真的是一个代表处，代表总部的想法、利益、兴趣。帮助他们执行项目，如果真正的是一个办公室，就是有一些独立资金，比如一年1000万，让北京的基金会自己发展工作。
目前，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正式开展工作只有1年，这种“代表处”的情况也会慢慢转变。
叶雷说他目前的工作就是建立北京代表处的基本构架，与基金会在西雅图的总部建立很好的联系。“避免我们被独立，变成一个孤独的小海岛。”
盖茨对北京代表处的工作满意吗？笔者问。叶雷说工作开展才一年，还没有数据让盖茨去评价。“我们不担心，我们好好做，不要担心人家满不满意。努力做了，人家不满意也没办法。”
中国的工作团队
到目前为止，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一共有13个工作人员，其中约三分之二的人在做项目，三分之一做行政管理。
对于在非营利组织领域工作的人来说，能到盖茨基金会—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基金会，与曾经的世界首富一起工作，无疑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。
盖茨基基金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？“纯粹的专业背景对我个人来讲，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。”叶雷说。北京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叶雷挑选的，他表示他最看重的是，“头脑要比较灵活，对美国文化有基本的了解，并不是说外语好，而是文化的角度比较开放。对中国的基本环境应该了解。”
虽然基金会工作重点都是卫生领域，但基金会成员的背景十分广泛，他们分别都有**、企业、非营利组织，学校等工作经历。“我们是一个混合型的团队。”运营副总监耿明原来做医疗项目，曾经在联合国儿基会等非营利组织工作过。
叶雷透露，目前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相当于外国企业驻华机构水平。
“盖茨”是无形资产
“我不是对王朝财富的热衷者，特别是当世界上60亿人还比我们穷得多的时候。”当巴菲特说这话时，比尔·盖茨在旁边点头微笑。这是2006年6月25日，在这一天，出于对盖茨夫妇的信任，巴菲特将300多亿美元捐给了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。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规模扩大一倍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。
尽管盖茨基金会资金雄厚，但在中国的投入和其他在中国的组织比起来并不是很多。盖茨基金会在中国艾滋病项目投入只是印度艾滋病项目的1/5。
叶雷说，盖茨基金会不是先预算多少钱，然后决定怎么花。而是先看我们决定先做什么，再看要用多少钱。
“比如今天降温，我需要一件夹克，可以防风、防雨。也许300块、也许500块。运气好可以碰到78块的。”
盖茨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，是基金会很重要的资源。“我们也很珍惜，合理地去保护使用。”叶雷说。盖茨基金会的另一个优势也与盖茨的声望有联系，叶雷最真切地体会，就是基金会可以把以前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人，聚在一起去讨论，“讨论全球消灭疟疾的方案时，原来很多组织在吵架，互相打架，盖茨基金会就能把他们聚到一起，共同来讨论，大家出台一个协议，基金会号召能力很强。”
